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了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位教授。
温家宝总理一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的事迹。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教授，令共和国的总理这样尊重，总理要在百忙之中专门看望？
他，就是我国第一个走进“艾滋村”的医生、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
1999年夏天，桂希恩教授听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
“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教授大吃一惊！
桂希恩教授想到了1981年，当时他在美国进修学习，他的美国老师及时给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到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后，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两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一周后，他又来到了上蔡县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历史。
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称号的专家流泪了。
他看到了疾病的另一面：因贫困而产生的艾滋病。
桂希恩教授从来都没有认为发现中国艾滋病村是一件技术上非常困难的事。他说，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他就这样碰上了。
病人牵动他的目光
桂希恩主编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的扉页上写着他的简介：
“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事实上，在青海工作的那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在那里的农村，他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而后来艾滋病作为尚未攻克的传染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情地说：“农村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今年六七月份，我将退休了。这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艾滋病问题了。”桂希恩说。事实上，今年64岁的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守至今。
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家庭也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父母生前都是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如今，在该校还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据悉，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
也许，是这样一个充满温情和知识氛围的家庭滋养了他。与桂希恩交谈，他的语调始终平和、简洁。别人对他的褒扬、批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而病人的需要却时刻牵动他的目光。
面对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桂希恩教授一方面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艾滋病防治必须有
